据吴连登介绍，毛泽东和江青各花各的钱，各记各的账。毛泽东的经济收入有两个方面：一是工资，二是稿费。
毛泽东的工资原定一级，每月六百多元。一九五八年后，毛泽东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工资由一级降为三级，直到一九七六年逝世止，每月仅四百零四点八元。
他的账很好记。每月交党费十元，房租、水电、租用家具、地毯等费用加起来八十多元，冬季加四个月取暖费四十元，合计一百二十五点零二元。另外，吃饭每月一百多元，吸烟、喝茶八九十元。即使在人民大会堂、钓鱼台等地接见外宾，每喝一杯茶，也按规定交一角钱，一般二十天左右去结一次账。除此，李敏、李讷和江青的姐姐的生活费也由毛泽东负担。
毛泽东稿费多用于购书和资助民主人士。韶山来人看病和身边工作人员生活困难，也从稿费中拿钱帮助。另外，在一个月工资不够用时，吴连登写申请，要求从稿费中补贴。但需经毛泽东亲自阅批后方能取钱。
江青任文化处长时工资每月一百元，后调至九级，二百四十三元。“文革”中林彪讨好，说江青待遇应当和邓颖超一样，背着主席将九级改为五级。林彪出事后，在清查中被发现，毛泽东特别生气，对江青进行了严肃的批评。江青也感到问题严重，写报告要求将工资退到原来的九级，多领的全部退还给国家。
毛泽东家这些经济收支账，有账有据，真实可靠，实际上就是那一阶段毛泽东的生活实录。读了这份珍贵的材料，让人感慨万千。
从一九六四到一九七六，面对复杂而动荡的国内状况和国际形势，毛泽东要管的大事不计其数，对他来说，家庭的经济收支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完全可以推开不管，“难得胡涂”嘛！但他偏偏抓得很认真，而且管得很严：一，和江青各花各的钱，各记各的账；二，每季度，亲自审阅账据；三，动用稿费，需亲自审批。
毛泽东在日理万机且健康状况日趋严重的情况下，为什么还要亲自过问这些生活琐事呢？当然绝不是闲着没事做，而是出于一种缜密的考虑。据我分析，不外乎四个方面的原因：
一是不让江青借他的名义乱花钱。主席深知江青爱出风头，会乱花钱，对她早有防范。“各花各的钱，各记各的账”，就是要她按照自己的收入去安排，像普通人一样，过正常的生活。
二是保证每一笔经济收支都做到公私分明。据历史昭示，官员的腐败都是从公私不分开始，想方设法化公为私，损公肥私。讲廉洁，就要划清公私界限。毛泽东一辈子生活简朴，大公无私，进城后家庭开支主要靠自己的工资。不管收支怎么紧，也绝不沾国家一分钱的便宜，连在人民大会堂、钓鱼台接见外宾喝的每杯茶也严格地按规定缴钱。这些事虽小，却容易混淆公私界限，如不亲自把关，难免有人出于感情或其它目的给予“通融”和“照顾”，那样，就很难保证自己的清白。
三是不让家庭成员借助自己的地位和威望谋私。当发现江青私改级别、多领工资后，不但进行严肃的批评，还要她降到原级别，并退还多领的钱。
四是严格控制稿费支出。由于出的书多，毛泽东有一笔很可观的稿费。但他一直把这笔钱交给中央办公厅保管，主要用于购书和资助民主人士，或帮助韶山来看病的人和身边工作人员解决生活困难。如果哪个月工资不够用，需从稿费中补贴，则由吴连登写申请，还要经自己亲自批准后方能取钱。在“文革”中，江青几次闹着要动用毛泽东的稿费，都被主席顶了回去。由此可见，采取这样严格地控制措施是完全必要的。
后来的历史证明，毛泽东在“小事”上不糊涂，亲自抓家庭经济收支账目，也是他作为伟大的思想家、政治家的博大胸怀和高贵品德的一个组成部分。这也是他老人家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现在，有些领导干部，常常在小事上装胡涂，在经济上公私不分，甚至睁一眼闭一眼地“搞灰色收入”，还把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视为“小节”，听任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打着自己的招牌，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关系，在外边胡作非为，出了问题又想尽一切办法包庇掩护，结果连自己也被拖下水。这种因小事胡涂、小节有失而导致腐败、自毁前程的沉痛教训，多得数也数不清。认真读读毛泽东的家庭经济收支账，在“小事”上也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廉洁自律，防微杜渐，把好个人和家庭生活上大大小小的关口，无论对党、对国家，还是对自己和家属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，都是有好处的。
